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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在江浙等地，慢慢的放开种植限制，不断的扩大或者说恢复经济作物的种植，虽然放开的比较谨慎，一点点放开，始终要求保证粮食安全。
但大趋势是好的。
广东做为大后方，保证粮食自足，再适当的给朝廷上缴量的同时，加大恢复工商，恢复经济作物甚至养殖业等，这是必须的。
广东一个佛山镇，在明末的时候，其冶铁制器的能力已经非常惊人，广东以往出口的铁器极多，仅是铁锅铁壶，就名扬海外，外贸出口量惊人，创造极大利润，带动着烧炭、挖煤、珠江运输、铁矿开采等一系列产业发展。
一个简单的算法。
种一亩桑叶，养八九筐蚕，一个妇人，忙碌一年，可以养好几茬，这些蚕大约能缫八斤丝，可以织二十匹绸。
良田种麦谷，丰年每亩纵收二三石，不过值银二三两，若种桑叶，每亩采叶养蚕可收水丝八九斤，值银十五六两。
如果种棉花，籽棉亩产八十斤左右，市价百斤银二三两，每亩种棉收入也有二两左右，妇人织棉布，日织一匹，若是再加半夜，熟练的能织两匹。
如果种烟草，也是收益数倍于稻麦。
种桑养蚕的，丝贵的时候，养蚕一筐就能当种一亩粮的收益。
市价好的时候，种桑养蚕是种稻收益的四五倍甚至十几倍。
所以当粮食问题没那么紧张的时候，必须放宽限制，给百姓恢复经济作物，既是给百姓增加收益，同时也为市场提供活力，更为朝廷多得税赋。
当然，这里面始终也还有个度。
晚明起，江南地区就是已经无序乱种了，为了经济收益，农民会把所有的地都种经济作物，连自己的口粮都买的吃。苏州、松江、杭州这些江南大城，已经完全依靠湖广江西等外地粮。
甚至本地都没有什么存粮，每次稍发一下洪水什么的，城中没有粮食运进来，就会粮价大涨数倍。
甚至出现饥荒。
这种情况就明显是不行的。
所以朱以海现在跟张煌言讨论的，就是红线还是得划的。百姓有田地的，得定个比例，逐年放宽。
比如现在，粮食问题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如广东这样的后方，十亩田地，可以种植两三亩的经济作物，剩下的七八亩必须保证种粮，以后情况好，还可以再适当的放宽一两亩。
不能全去种经济作物。
粮食起码得先能够本地自足，保证本地供应，再留有一些余地。
剩下的田地再去发展种经济作物。
具体的比例，就得视各地田地数量，人口数量等，来调整，必须保证粮食自给自足，还能有些富余存储和上缴。
给百姓让利发展同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对这些经济田，适当的征些收税收。
比如种棉的种桑的种烟的种药草的，根据实际产出收益情况，按粮田田赋十收一左右的比例，加补一些。
一亩粮田是征田赋二斗，如果种桑棉是种粮几倍收益，那么肯定得适当加征一些，但也要考虑到如桑田收益虽高，但其实是要加上养蚕附加，种棉收益高，也有织布这些附加劳动在内，所以给出一个桑、棉、烟等田地种植的新税率，必须得合理，不能伤农。
“广东地处大明南端，虽有海运之便，但如果从岭南运粮到北方来，实为不便，成本也高，所以朕还是希望岭南大力发展工商、贸易。”
“岭南自产的粮，百姓留足口粮后，统一征收采购，然后也不需要北运，就在岭南各府县，设立粮仓，直接存储。少部份，运往周边的江西、福建、贵州、云南、湖南等省交界处建仓储存。”
朱以海现在对漕运制度也早有调整，一来主要靠海运，二来对百官等，不再发放禄米，而是仅发给少量，以供口粮，其余的都是折银发放。
这样的话，朝廷漕运负担减轻。
粮食的调配，主要是沿海、沿长江、运河，沿主要交通干线建立起转运仓储制度，粮食分储于这些干线上，各地有需，则就近调配，然后再周边补满。
不需要把大量粮食都储备到两京地区等。
在那些交通枢纽，区域中枢位置，建立起大仓，这就跟朱以海以前网购喜欢京东买东西，因为他速度快一样。而他速度快，主要就是他们在各地建立仓储中心，就近发货。
所以朱以海认为粮食也完全可以这样。
以前隋唐时就这样干，大型粮仓可以存储几千万石粮食。
大明漕粮运输，一年运几百万石漕粮入京，结果耗费的却是起码两倍以上，成本太高。
漕粮改海运，尤其是各地建仓存储转运调配，提高效率，节省耗费。
甚至如广东、江浙地区，得重新恢复他们工商资本的优势，为朝廷提供更多税银，而不是种粮。
这套东西，其实户部尚书阮大铖最能理解，他也是最早就跟皇帝提出不能只顾粮种而完全放弃经济作物种植的人，他在任浙江巡抚的时候，这块是做的很好的，皇帝也大力支持他。
所以浙江的丝织业、茶业恢复最快，湖丝的产量恢复很快，通过外贸赚取了大量的银子，朝廷也获得了很多税收。
甚至生丝茶叶换战舰换大炮换雇佣兵，那都是硬通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