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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常委会晚上七时开，就研究两个问题，奋进集团的出路和如何答复三村农民。
第一个问题，原来有一个意见，县长办公会研究过了，就是改制，招商也好，改制也好，总之是要摔出去，其具体的实施方案很快在大家的一致同意之后通过了。
这第二个问题就难了，难到会场的气氛有些让人窒息。我也知道情况复杂，就作好了熬通宵的准备，也让县委办公室王庭主任提前准备了夜宵。
我时不时插话，以避免冷场：“常委会嘛，常委会是全县最高决策机构，大家都要畅所欲言，想什么说什么，有什么高招就使什么高招。大家同舟共济，共同渡过这个难关。”
我说：“如果不给农民一个答复，他们又要这里上访那里告状，上面又要逼着我们解决。弄得我们下不了台。所以，我们一定要变被动为主动……。”
我知道，常委有些人，如县长马志、副书记赵程大，心里跟明镜似的，怎么不知道呢？他们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说的。不仅不会说，还要试图遮掩过去。遮掩“他们”，就是遮掩自己，明哲保身是至关重要的。
我刚来，对各位的底细、性格、品德、想法还没有摸透，他们也不知道我的底细、打算。我在观察他们，他们也在观察我。我的周围还没有聚集起一股力量，一股紧密地团结在县委书记周围，以应付月光县各种复杂局面的力量。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大都说些模棱两可，不着边际的话，都有意无意避免触及实质性的问题。
我知道情况复杂，但我故意装成轻描淡写地说：“我和柳树乡党委书记柳顺平同志一道与三个村的农民对了话，农民提的要求，我梳理了一下，核心问题就三个。”
我说：“一是昇龙公司究竟按什么标准给的钱？给了多少？这些钱用在什么地方？二是昇龙公司究竟租用了多少地？协议是多少？实际使用是多少？农民觉得实际圈用的地超过了协议上的地，如果超过了，超过了多少？超过的部分为什么没人管？”
我说：“三是农民听说三个村的书记都在县城买了房子，要我们查一查，如果真的买了房子，他们的钱从何而来？我们能不能就围绕这三个问题好好谈一下。我承诺过七十二小时内，给一个初步的答复。”
我说：“如果农民对答复满意，那么困绕月光县的又一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月光县也好尽快摔掉历史包袱，轻装上阵。如果农民对答复不满意，那我们就始终没有好日子过。我们还要熬夜，还要没完没了地开会研究，还要没完没了地挨上面的批评。”
我说：“不仅如此，上面见我们迟迟不答复，还以为我们有什么鬼，万一动怒，我是说中央、省里派出调查组，深入调查，微服私访，把问题查个水落石出。如果我们没什么问题，那也没什么。如果我们真的有问题，那就复杂了。”
我说：“到时，恐怕我们连坐在这里研究的资格都没有了，只能被动地等待上面去处理。还是直面现实，勇敢地面对这团乱麻吧。我们不能回避，事实上，我们也回避不了。变被动为主动是上上策，等待上面派人来查是下下策……。”
我这番话肯定会打动某些人，于是，我慢慢地喝起了茶，等待着发言、表态、拿主意。
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长文胜天讲话了：“说实在话，回避实质问题，老是拖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前，农民上访，总是要我们派干警到这个路口堵，那个路口截。实践证明，堵截是堵截不住的，你堵了大路他们走小路，你堵集体上访他们分散上访，你堵他们租的面包车，他们搭汽车。”
文局长说：“他们只是向上面反映情况，要求解决问题，又没犯大的错误，我们也不能把他们捆起来。还有要求我们抓上访的头子，我们顶不住，只好抓了几个，结果，三个村的农民不分男女老幼统统出动，把县公安局围了个水泄不通，哭爹骂娘喊声一片。”
文局长说：“公安局是干什么的？是打击犯罪，保护老百姓的。你们看成了什么了？说不好听的，简直成了群众的对立面。农民责问我们，为什么抓人，究竟犯了哪家的王法？是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是哪一年的第几款第几条？”
文局长说：“后来，听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要来暗访，才不得不放人。你们看，这成何体统？对农民上访，强压是压不住的。因此，我赞成常书记的意见，变被动为主动，勇敢地直面现实，直面这团乱麻。”
文局长说：“我提三条想法，一、审计局对柳树乡出租土地的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专项审计；二、县国土规划局全面调查租地情况；三、县纪委、监察委调查三村书记买房的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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